耶鲁法学院一位教授出了一本新书叫做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 8号的时候华尔街时报发表了节选Why are Chinese Mothers Superior,议论不断。我无意制造什么争端,只是想趁这个机会,克服懦弱情绪,写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而已。
我的好朋友寒假的时候被迫和自己的男朋友分了手。上个学期的时候两个人好容易走到一起,谈恋爱的三个月里都很开心。圣诞节的晚上我们宿舍的人一起看大烂片《Love Actually》,她和男朋友,Molly和自己的女朋友,我们其他几个朋友,其乐融融。但是这个图景不复存在了。
朋友当初做决定的时候就很犹豫,因为男孩子是黑色皮肤,而她知道自己的父母是“种族主义者”。在耶鲁,“种族主义”是某种不存在的神话,至少怀着这样念头的人从不会冒险发表这么“政治不正确”的言论。然而又何止耶鲁呢。全世界都知道种族主义是贬义词,连我的父亲都会声称同性恋有自由恋爱的权利,但是归结到最后,不同意子女自由恋爱的依旧固执,而我的父亲则毫不犹豫地当着我的面说,同性恋让他感到某种生理心灵上的不快——说和做实在是天地之差。于是在自由氛围的麻醉下,当然也包括我本人的鼓励,朋友还是恋爱了。她告诉他自己的父母可能无法接受他的肤色,对方表示理解,并不逼迫她把恋爱的事情告诉自己父母。
我不知道是什么驱使她最终还是向父母承认了这个恋情,在此之后就是灾难。她的父母每天给她开讲座,甚是说出“你这么做是在给我们家蒙羞”,“你觉得你的弟弟长大了会怎么看你”这样的话。朋友心乱如麻,无路可走,只好在电话里一把刀断了恋情。
开学以后两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朋友不知如何是好。周围的男孩子还是不如前男友吸引自己,自己情感上想回到过去,但想到父母每天电话追问是不是又跟那个男生在一起,她又实在不敢再次伤害两个人的感情。Molly问她,只要这是你自己的决定就好。朋友点头,但其实我知道她不在说真话。
昨天晚上半夜她抛出自己房间说屋子里暖气声音很大吓得她不敢睡觉,我安慰她说没有关系,建议她睡在客厅里。她不愿意,躺在自己的床上对我说,晓莹,如果我被暖气炸死了,记得我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爱我的爸爸妈妈。她的语气一半认真一半玩笑,我说笑关门的刹那突然害怕她是真的承受不住打击要自杀,惊的一身冷汗问她不要不冷静。朋友哈哈大笑说我实在神经过敏,但同时语气里真的又有太多耐人寻味的暗示。
她是无法对自己理智地解释父母对自己的爱。她相信父母的判断,因此觉得如今父母给她造成的痛苦,必然有更深的她人生经历未曾提供出的原因,然而她似乎又找不出除了“我父母是种族主义者”以外,对这个事件的任何其他解释。我们都是和自由环境下长大的朋友住在一起的,我们相信爱情,我们喜欢和情投意合的人在一起,但是朋友的父母并不这么想。生活对他们来说似乎没有这么浪漫,婚姻建立在物质基础上,而令人满意的丈夫才能提供这样的基础。他们责问我的朋友,为什么耶鲁这么多学医学法的非黑人学生,你就抓不到一个?
这样的论证让我们无法接受。北大的一个朋友最近写过一篇文章,说我们的父辈如今对物质基础看得过重,我个人是同意这个判断的。我不觉得我们朋友当中会有人再纠缠于温饱的问题。我不是什么完全的唯心论者,但是我相信我们不再是那种仅仅追求物质满足的一代人了。快乐的界定有很多种,开开心心做自己的事情,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真的是很美好的事情。我不明白为什么父辈还是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压在我们身上,眼睁睁看着我们不幸福。
我试着想过好几种可能性。也许父母真的是对的。也许父母真的以为自己是对的,但其实不是。也许父母知道这也许不一定对,子女也不一定会因此幸福,但是他们的幸福维系在子女的某种生存方式上,比如,要是自己女儿跟黑人谈恋爱,他们自己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或是害怕街坊邻居的冷嘲热讽,于是牺牲女儿的自由换来自己的心安。也许,父母觉得牺牲女儿幸福的看法是可以被捍卫的,因为女儿如今的成就建立在自己多年的付出上,那么女儿为了自己的幸福做出付出也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或者父母就是无情的人,培养女儿只是为了博得众人的赞美羡慕,女儿的真正幸福不过是湖里的一朵水花罢了,毫无地位?
我承认我想不清这些问题。有时候我们总是喜欢拿物质基础当逃避这些问题的靶子,说别的美国孩子学文科那是因为家境好,不用担心毕业后就业,不用一定就找薪水很高的工作,说我们仍然需要奋斗,否则我们根本没有资本谈什么风花雪月,遨游世界,百分之二百的自由恋爱。我承认我不相信这样的说法。
当年Rent给我的启示之一就是物质基础不是一切,看看那些波西米亚人,那些仇视社会主流价值的流浪艺术家们。但对于Greenburg这种人来说,那也永远只是乌托邦。他跟我们的父辈很像,无神,马克思的历史唯物告诉他们Avang-Garde最终还是需要寻求物质支持的。上个学期的艺术哲学课第二篇论文,我按照Greenburg的分析方法讨论了公共雕塑家对政府的隐性依赖。我非常想反驳自己,但最终竟没有找到更加arguable的理由。
讨论朋友的问题,是因为这也是我面临的问题。人生境况的转变太快,我有时候并不能准时地跳出错误的思考背景做出正确的选择。很多时候我就这么执拗地走着,同时无比担心自己的前景,像微伟说的那样,患得患失。所幸自己确实有掏心掏肺喜欢的人和物,还有一颗不太黑的心。我的反叛期似乎开始很迟,但好在我还年轻。
我还是决定坚持自己的一些看法。叫我固执己见好了。如果康德的伦常无法被人接受仅仅是因为他高估了众人的能力的话,尼采告诉我们那些不相信自己是婴儿的人依旧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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