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1点我和B教授又一次约好在Branford见面,聊她最近正在忙的论文。我对这篇论文的惟一贡献,就是提供翻译帮助。自从去年学姐介绍了B教授以后,我帮她前后翻译过四篇中文论文,每次都感慨良深。
B教授目前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的历史档案保存利用现状。头一篇论文是一个年轻中国学者写的,他当年参加了国家档案部组织的美国学习团队,到密歇根大学以及耶鲁大学参观学习美国档案管理的工作经验,回国以后写下这篇论文。文章写得有板有眼,该典型句式的地方丝毫没有缺少力度,我翻译到陈词滥调的时候只感到无力,但是全文主要内容及主旨确的确稍有新意:相比于国内,美国档案管理水平高出一大截,历史被充分记录下来,记录被完整保存下来,档案被合理分类,有工作团队设计软件将档案数字化,提供各种面向公众的搜索引擎,档案馆面向全社会开放,定期主动对外展览,引导公民参观,卷宗从而被充分利用。大众对档案馆更加了解,专业学者则是更大的受益者。
人生第一篇翻译稿着实让我头疼。我几乎每个词按下键盘前都要思考很久,是否意思正确,是否符合美国人的表达习惯,是否有语法错误,遇到别扭和不确定的地方,总要查很多次字典。百般煎熬之后我终于把成品提交给B教授,她几天后回复我说,我看出来你挺用功的,翻译稿有些句法语法错误,我给你改了改,有空一起吃顿饭,我给你看我的修改,对你的英文写作也有好处。
我就这样开始了和B教授的午饭之旅,她给我改得很认真,每处都同我仔细解释了语法或者是单词含义。B教授本没有义务为我做修改,更没有义务专程开车到我学院食堂来和我吃饭聊天,面对面讨论翻译稿的修正。B教授早已退休,一头银发,走路稍稍打颤,我看着她谆谆的样子,着实不止一点点被感动。我们聊了聊彼此生活,便各自散去。此后翻译工作一个接着一个地就来了。
今天的论文是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书同文数字化技术公司的合作项目节项报告。第一历史档案馆于2007年开始清上谕档数字化工程,两年多的时间完成项目,需要翻译的就是项目总结报告。翻译过程大多是无聊的,反复问询字典,反复斟酌语法。但是翻译结束,我发现自己不仅不自觉学了不少中文常识,比如“古今字”“异体字”的精确解释,更了解了一项历史档案电子化的流程,中国历史档案馆的基本情况,等等等等。B教授写论文之中反复发邮件向我确认她的翻译,我不辞辛苦地反复核实校对,向她解释各种中文文字现象,倘若没有这么一个严格的客户,想必我的工作无法做到如此精确。
B教授聊天当中提到她的目标是向美国学者通告这个电子化档案的出世,好让学者最大化利用可以动用的资源。档案软件相当昂贵,B教授说,她会努力向自己在哈佛授课的学生斡旋,至少让哈佛花钱买下该系统的。我看着白发苍苍的学者,颤颤巍巍讲出这样的壮志,感慨万分。
接触论文写作一年半一来,我真正地被这片地方的学术严谨感动过。我不否认这样做学问不乏消极的影响,过度的学术分化,过度追求格式形式,似乎真的扼杀了很多浮游在苦工之上的创造力。(上一学期写一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文时,我读了整本的梭罗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只是为了找到一句适合插进论文的引证)然而,相比于国内高而空的人文论文写作方式,我感到在这里,我们的确更加脚踏实地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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