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帮忙翻译《我和我和他和他》的英文字幕，倒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幕后工作的辛苦。原先想着只是10分钟的戏，翻译起来应当不是很难。谁知道有些台词真的很难用英文准确表达，自己为了连贯性，把前面的戏也都看了，翻译完后又看完了整部戏。为了翻译，我前前后后花了两个多小时，不过后来听Joie说她一个人翻译了整部《乱民全讲》，才意识到自己没有付出多少。
Joie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也因为这次活动让很多大陆的同学认识了她。说实话来耶鲁以后并没有主动认识台湾人，靠缘分认识的只有两个，但是从未有机会深谈，只是见了面打招呼的朋友而已。Joie让我和钟灵最难忘的，就是见面第一次被她准确地叫出名字——Joie为每一个志愿翻译的同学准备了小礼物，送给我们的时候亲切地叫出我们的名字，让我们迷惑又感动。因为在这之前我们素未谋面从不认识，不知道她如何就知道了我们长什么样。最后一天晚上Joie用粉红丝带把打印好的我和赖老师的合影递给我的时候，我是真的被这个女生的细致震动了。这几天大家嚷嚷着要一起去台湾旅游，Joie又说会帮忙联系……
我也是因为这个星期，才认真考虑起了去台湾study abroad的可能性。海柏原先的底子就那么好，从台大学完回来，必然会有更多收获同我们分享。
星期三的cultural talk，赖老师是keynote speaker之一。讲了他的戏剧之路，颇有启发。星期四第一次看《暗恋桃花源》，又哭又笑。星期五的时候他同我们大陆的中国学生一起聊天吃晚餐，回来以后人的心境倍加平和。（吃饭间赖老师对服务员的态度非常好，想必是比我们更了解服务员的心理，毕竟五年的餐馆打工经历非常可贵。）就只胡乱记下听到的东西吧，体悟太多，无暇赘述了。
教育，给予，理想，爱情
赖声川说当年Berkeley有一个叫Center for Independent Living的地方，有一次他走过这幢建筑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失去四肢的人躺在一张床上面用头的运动控制着床的方向。他很惊讶这种行动方式，更惊讶地发现，这个人竟一个转弯，开”进了教室。失去四肢的人也可以平等接受教育，他说那一刻他觉得这就是美国教育之强大。
Berkeley当年还有这么一个习俗，每周二的时候都会有人聚在一起为了世界和平而祷告。这听上去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但又让人觉得它的严肃性。理想化，一个让人难堪的词，但是人人都追求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可能性。
愤世嫉俗的青年确实是可悲的，因为很多事情尚未经历便已经失去了对理想的信仰。在台大有一次演讲，教授问大学生为什么整天骂那些贪官污吏确从不知自省。他问，那些贪官污吏也都是知识分子，也都是从有名的高等学府出来的人，如果今天的你们不知道自省，明天进了政界也一样是腐败的一员。听得场下人汗颜。
我一向讨厌精英主义的概念，某个以此命名的刊物也一直让我无可评说，虽然坦诚讲自己也经常自视甚高。也许我无法避免自己在这里使用精英一词——丁乃竺的话，倒是同当年冰岛前总统在哈佛毕业典礼上的讲话非常相似，她说精英们享受着如此之多的资源，但界定一个elite的标准，却在于你能够给这个世界多少东西。因为给予总是最美好的。
给予是一个有关博爱的话题，又关乎理想大同。她接着描摹那种对自己对他人的爱，佛教徒的宁静悠远深入她的表情手势。她说梵高，说为什么他能够创作出那么震动世人的作品。她说她的小女儿评论过，说因为梵高自己内心的情感太强烈了以致于喷薄而出涌在画卷上，叫人如何不动容？我很久以前便有同样的感受——凡是惊天地泣鬼神的篇章，大多出自一个浸满情感的作者之手。文字是有限的，是真实情感的一种退化。但是原先的情感过于强烈，退化后的文字依旧饱含一种深沉，感人肺腑。生活需要那种血脉喷张的激情和理想。
又聊到爱情，被问到有没有爱的能力。在丁乃竺的推荐下这几天大家纷纷要去看这本书叫The Art of Loving。我承认如今的我们真的只是可怜的未来的奴隶，太多的人毫无把自己敞开向他人、关怀他人的能力。有时候我会问自己为什么如今的我们没有安全感，没有信赖感，没有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勇气。我们问我们的道德，我们不知道出了些什么问题。
书的作者的经历倒是很引人注意。Mattew Ricard也有其他几本书，《快乐学》便是赖声川本人翻译的，还有The Monk and The Philosopher。于是暑假自己又多了这么些想读的书籍。
坦白说，大家都知道赖声川老师的生活美好得让人羡慕，大家都在想着自己是不是能够一样也毫无物质基础之忧地做那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所幸说生活的维度还有很多，时间还很长可以一步一步慢慢走过。也许我们活在一个信仰和理想普遍迷失的时代，但是该有的路，大概还是在前方铺着。
时间有限，急就章匆匆写就，只为不会忘记这样一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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